实事求是的说,其实“穷”这个字,并不能完全让人产生致富的强烈愿望。
拿我们国家来说,老百姓早已经穷惯了。
从封建时代开始,一直到建国之后的六七十年代。
生活窘迫、忍饥挨饿的家庭,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数不胜数。
然而改革开放之后,能及时抓住历史机遇,甚至敢于去抓这个历史机遇的人,却如凤毛麟角。
这自然是因为人有惰性,因为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,所造成的安贫乐道的局限性。
我们的老百姓太容易满足了,只要窝头变成白面馒头,大腌萝卜换成了带荤腥的炒菜,就只剩下心满意足,来感叹活着的滋润了。
然后人们往往会用“知足常乐”这样的话来宽慰自己,好为本身的不思进取,找到一个消除负罪感的理由。
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非洲大陆,似乎更是在严格地遵循这个规律,所以才会一直与贫穷难舍难分。
由此可知,因为穷就拼命的致富,这显然是缺乏生活逻辑的。
如果理智的来看,穷与富其实是生活境况的南北两极,这种改变就代表着要走极端。
因此这“两极”的转化,真正的动因只能来自于自身价值取向的醒悟。
而这种醒悟,注定了那滋味必然是刻骨铭心的,一定得深深的触及灵魂才能达成。
否则,一个人又凭什么会从习惯的状态下,敢冒大风大浪和大起大落的风险,走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未知处境呢?
家住京城西四的郭长春,他的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由于他是家里的独生子,符合留城政策。
因此1968年初中毕业之后,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上山下乡,而是幸运的成为了酱油厂的一名工人。
尽管学徒工只有十七块零八分的工资,但他留城了,而且是国营企业正式职工。
他也因此享受到了青春的快乐,在二十三岁就及时的结了婚。
仅凭这两点,他就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。
郭长春和他的父母一样,都是只知道看自己脚底下走路的本分人。
他从不高攀,没想过发财,只求没灾没祸、稳稳当当过日子。
所以就是真碰上天上掉馅饼的好事,出于恐惧,他也根本不会弯腰去捡。
这不是假话,有一次,他捡到一个装着两千元的皮包,就毫不犹豫送到了派出所。
那包是银行工作人员遗失的,银行为此给他的单位送了锦旗,领导也要竖立他当典型,要全厂表彰。
可他就连面对应得的荣誉,同样还往后缩。
非说“我不是觉悟高,我要拿着那钱,烫手脏心,日后没好报,晚上肯定得做噩梦,干嘛跟自己过不去?您也甭拿我当**,甭想高抬我。”
结果冲着这“没水平”的话,一个“先进”泡汤了,领导把他的名字从上报的名单里划掉了。
然而他知道之后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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